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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五行生剋為帝王嬗代之應，其說尤盛於秦漢間。

史記⶙卷九十六⶙張丞相傳：「推五德之運，以為漢當水德之時，尚黑如故。

」文選⶙班固⶙典引：「肇命民主，五德初始。

」 2. 玉有五德。

即仁、智、義、禮、信五德。

禮記⶙聘義：「玉有五德：溫潤而澤，仁也；縝密以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劌，義也；垂之如墜，禮也；孚尹旁達，信也。

」 3. 雞有五德。

即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五德。

韓詩外傳⶙卷二：「君獨不見，夫雞乎，首戴冠者，文也，足搏距者，武也，敵在前敢鬥者，勇也，得食相告，仁也，守夜不失時，信也，雞有此五德，君猶日瀹而食之者，何也？

」 參考資料 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ftms-bin/dict/dict.sh?idx=%2Fproject2%2Ffulltext%2Ftdbproj%2Fdict.idx&cond=%A4%AD%BCw&pieceLen=50&fld=1&cat=&imgFont=1
武德源流條：　　在朝廷內外，將領都須對君主盡忠；但當將帥身處軍中時，則應視時機應變，而可不受君主在廟堂之內的遙控。

因為戰爭是件大事，而君主若要在戰爭期間從「千里之外」對將帥的軍事行動進行干預，往往會導致戰爭的失敗。

而當時一場大戰往往便可決定一國日後的盛衰興亡。

所以說到底，「君令有所不行」仍是一種盡忠的表現。

　　如〈孫子．九變〉認為只有通曉九變的將帥才算是知道用兵的人，而九變的最後一變即是「君令有所不行」。

但此變的前題卻是在君主下達的命令有違於前九變的時候才可予以「變通」的。

　　另如〈孫子．地形〉則有名論：「故戰道必勝，主曰無戰，必戰可也；戰道不勝，主曰必戰，無戰可也。

故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利合於主，國之寶也。

」也是「君令有所不行」的另一種說法。

而其中的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」則關係到將帥自身的品德修養，「唯民是保，利合於主」則是以人民與君主的最終利益為考量基礎，進而決定是否要違抗君主的命令；這也可以說是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了。

所以這也就難怪尉繚子要在〈武議〉中說：「將者，死官也」了，一笑。

　　將被要求對君主盡忠，是春秋末期始有的事情。

這從〈孫子．計〉篇將有五德：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」而無「忠」一事即可略見端倪。

這個原因主要是社會風尚的改變，一言以蔽之「禮崩樂壞」，人臣篡位奪權已經是常有的事，因此世人也見怪不怪。

所以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，兵家不得不對統軍在外的將帥要求對君主盡忠。

　　從目前可見的文獻中，最早對將帥提倡「忠」德的，應屬春秋末年趙氏謀臣董安于的「信、忠、敢」之說，後來吳子承此說衍而為「忠、勇、敢、信」四者，而吳子後的孫臏又直承董氏舊說。

之後成於戰國時期的部分《六韜》內容也加入了「忠」德的概念，而在董氏之前不是說沒有「忠」德的存在，而是根本沒有提倡的必要，因為這是身為人臣最基本的德性，又何須提倡，所以只有在「世將」無視「忠」德的存在時，它才有被提倡的可能與必要。

　　以下引文引自〈孫子兵法論正．兵法論正．鐵騎勁弩〉，可作補充之用。

　　除此外，戰國時代的另一個特點是，兵家對將領提出了「忠德」的要求，茲將各兵書所論將德之項目條列於下：　　〈孫子．計〉：「將者：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。

」　　〈吳子．論將〉則對良將的德性提出了「威、德、仁、勇」的要求。

除此外，在一次與魏武侯的問答中更提出了「忠、信、勇、敢」四德說，而這個說法最早出於春秋戰國之際的蹇老之口，即〈說苑．政理〉：「董安于治晉陽，問政於蹇老。

蹇老曰：『曰忠，曰信，曰敢。

』董安于曰：『安忠乎？

』曰：『忠於主。

』曰：『安信乎？

』曰：『信於令。

』曰：『安敢乎？

』曰：『敢於不善人。

』董安于曰：『此三者足矣。

』」，後來在〈孫臏兵法．選卒〉中亦列有「信、忠、敢」三德之說，正是一脈相承。

　　〈司馬法．仁本〉列有「禮、仁、信、義、勇、智」六德說。

　　〈六韜．龍韜．論將〉列有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」五德說。

　　〈三略．下略〉列有「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」五德。

　　　由此可見，除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司馬法》、《三略》外，吳起（按：此佚文載於〈群書治要．呂氏春秋〉，今本《呂氏春秋》無此文，又今本《吳子》或脫略此文，亦未可知。

）、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六韜》皆言「忠」。

然則何以戰國時期特重「忠德」？

蓋「貴族」式微（按：貴族氏微有兩因，一為貴族太多，一為兼併盛行，必有新興勢力加入，是皆僧多粥少也。

），各國為求富國強兵，紛紛起用「客將軍、客卿」也。

而貴族原與其國家有血緣、宗族或直接的利益關係與共同的利益基礎，忠是必然，例外者絕少，如此又何須特意提出「忠德」呢！客卿則不然，僅以吳起為例，便曾先後做過魯國與魏國的大將及楚國的宰相，將帥領重兵在外，君主本已心驚膽跳，再加上各國求才若渴，有能力或有兔死狗烹之虞的將帥極易「變心」，如此自重「忠德」也。

戰國末年，秦始皇問王翦與李信攻楚需幾人，李信言二十萬便已足夠，而王翦卻言攻楚非六十萬不可。

秦始皇初時不肯用王翦，最後李信戰敗，不得不將六十萬大軍交給王翦。

而當秦始皇送王翦至灞上時，王翦不得不一再的請求「美田宅園池甚眾」，即是因為怕秦始皇懷疑其不忠。

此即其證之一。

春秋末，貴族已經式微，孫子亦是吳王闔閭之客卿（外臣），而此即其先例也。

而除「忠德」之外，「攻城之法」亦為春秋戰國一大差異之處，故置於一處論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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